土默特沿革概述(四)
土默特特別旗
土默特沿革概述(四)
1912年元月1日,中華民國宣告成立。
3月10日,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北洋軍閥統治就此開始。
4月,北京政府改歸化城廳等為縣,各縣知事由山西省任用,同時土默特兩翼旗亦合稱為土默特旗。
1913年元月中旬,綏遠政界人士成立了歸綏烏伊聯合會,開展要求晉綏分治活動。
當年夏秋之間,北京政府批準設綏遠特別行政區,晉綏正式分治,歸綏烏伊聯合會亦停止了活動。
晉綏分治后,土默特旗由將軍署直接管轄,但這并未給土默特旗帶來福祉。
北京政府在設綏遠區的政令中,命裁撤歸化城副都統,土默特旗當即以“蒙情惶惑,礙難裁撤”為由,電請予以保留,旋經國務院會議議決,副都統一職予以保留,令由綏遠將軍兼任。
當年11月,綏遠將軍張紹曾兼任歸化城副都統后,即將土默特旗財政劃歸綏遠民政廳(1914年8月改為綏遠道)管理。
當時,土默特旗財政收入以煤炭租稅為大宗,維持旗政、興辦教育等均賴此項收入。
財政歸民政廳以后,煤炭租稅局局長由將軍署派委,所收稅款以12月為始,逐月解交民政廳,該廳僅咨知土默特旗旗署而已。
土默特旗辦公等費的開支不論多寡,均需備文向將軍署請領,批準后方可領出,開支后還得赴廳核銷。
至于旗務、旗署的一切舉措均須得到將軍的認可。
而將軍既不了解旗情,對旗務民生更是漠不關心,故對旗署的請示或不批復或耽延時日,于旗政的實施窒礙實多。
土默特旗體制的變化,從民國成立之初就開始了。
1912年10月,北京政府任命的歸化城副都統賈賓卿到任伊始,便提倡“政治改良”,“將本署各司辦公人員重加編派,劃清權限,酌定薪公名稱”,分科辦事。
1913年10月,更“將從前名目一律廢除”,“添置副官、秘書以資佐理;前鋒營改巡捕廳”,“兵司改分司法、教育兩科,戶司改分總務、財政兩科,印房改為收發科”。
“各科科長、科員即于全旗員弁之中改選賢能,量材委任”,以期“各專責任,名實相符”。
這些改革雖然取消了兵戶二司翼長及十二參領議事之權,卻把權力完全集中到了副都統及其副官、秘書手中,但各科科長仍由參領們擔任,對旗務的推行并無大的影響。
將軍兼任副都統、剝奪全旗財政則完全不同。
土默特鎮國公、各參領曾致電北京政府:本旗一切山租煤稅暨地租、生息銀各款均載在《則例》,現民政廳將本旗固有各項入款一律歸該廳應用,實為虐待。
這種情況在潘矩楹繼任綏遠將軍以后變得更加嚴重,提用土默特旗存款,猶如探囊取物一般隨便。
鑒于這種情況,旗署公推交際能力最強的佐領武爾功赴京,并聘請著名文士郭象伋隨行,向北京政府請愿,要求專設副都統并歸還全旗財政。
武爾功到京后,奔波于蒙藏院和財政部之間,向蒙藏院總裁喀喇沁旗王貢桑諾爾布陳情,得到貢王的同情。
貢王遂于12月上旬同財政部總長聯銜呈文袁世凱,縷陳可以賜準土默特旗代表所請“規復旗職、清還旗產”之三條理由。
但是,貢桑諾爾布卻擔心“副都統對于都統職位相齊,有類于督撫之同城辦事,時虞掣肘”,因而建議“仿照察哈爾各總管之例,特設土默特總管一員,加給副都統銜,永由中央簡放熟悉蒙旗人員,專管土默特旗務”。
袁世凱批復同意貢桑諾爾布等的呈文。
1915年元月,首任土默特總管履任,從此土默特旗主官由副都統降格為總管,而且由簡任變為薦任,雖予簡任待遇,實際上地位只與各縣等同。
民國初年以來,軍閥混戰,直系、寧海軍、國民軍、奉系、晉系軍閥輪番在綏遠坐莊,哪系軍閥占據綏遠,即由該系將領出任綏遠都統。
新都統到任之日,也就是總管更換之時,而都統“遴選”的土默特總管,無一不是其下屬或幕賓,所謂“呈請任命”不過是在北京政府備案,徒具形式而已。
新任總管無所謂“熟悉蒙情”,只要忠實于都統即可。
從1915年到1927年7月的十任總管均系客籍,他們除了執行都統的指令,對旗務民生多是漠不關心,甚至公文也由秘書代為簽發。
1928年春,晉軍取代奉軍,再度統治綏遠。
曾任第三十軍軍長、綏西鎮守使并一度護理綏遠都統印的滿泰,被迫離開軍界,于7月初回旗擔任了土默特總管。
這是自1755年(乾隆二十年)以來,土默特人首次出任本旗最高長官。
土默特旗自1915年元月改設總管,至1928年6月,先后替換十任客籍總管,無一不是替綏遠都統統治土默特旗、盤剝土默特旗的。
他們對旗務的推行漠不關心,對全旗蒙民的疾苦更是漠然視之。
滿泰及其繼任者榮祥,作為土默特人,他們不能不為改變本旗艱難的處境竭力營謀,并為保存旗制,維護旗權旗產而與各方面周旋。
首先是改革吏制。
1928年8月,福克津、賀耆壽等5人呈文滿泰,要求選舉參領。
滿泰部分地接受其意見,召集全體職員,選舉對全旗財政具有重要作用的財政科長和煤炭租稅局局長。
結果殷德賀、克壽卿當選,分別予以任命。
滿泰為發揮參領們的作用,在旗署設置了顧問、參議、諮議等職,聘請未在各科、股、處、局任職的參領分別擔任,參與旗務工作。
滿泰還重新任命了各科股處的科長、股長和主任,并在旗內聘用一、二、三等科員、調查員、辦事員、見習科員40余人,完善了旗署有關機構的人員配置,徹底改變了旗務主持無人的狀況,提高了旗署的辦事效率。
其次是整理戶政。
滿泰任內,為了對付歸綏等縣強制蒙古族戶籍納入縣管的企圖,對全旗戶政予以整理,進行了比較細致的戶口調查。
這次戶政整理在廣大蒙古族中引起很大反響,以為旗署仍然記著他們,旗務有主,投告亦有門了,因而增強了全旗的凝聚力。
第三是任命官缺。
土默特旗一向把參領、佐領、驍騎校、前鋒校等官視為旗制的重要標志。
但是,民國以來歷任客籍總管并不重視這些官缺,特別是對佐驍等官多采取任其缺失而不補的態度,故而除參領外缺職甚多。
1933年7月,滿泰患病,由參領、秘書長榮祥為代總管。
次年7月滿泰病故后,10月下旬,榮祥被薦派為土默特總管。
1935年初,省府批準榮祥的請示,委任世管佐領13人,公中佐領8人以及其他各級官員。
1934年4月,榮祥遵照3月14日行政院訓令,又根據本旗不屬盟而直轄于省政府的情況,遂將旗名稱之為土默特特別旗,改旗公署為旗政府。
接著將顧問、參議、咨議各職取銷,另設參領辦公處,供參領辦公,參與旗府有關事務。
十二
抗日戰爭爆發后,1937年8月,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奉閻錫山之命,率第七集團軍棄綏保晉,接著綏遠國民兵之大部也被其司令袁慶曾撤往山西,綏遠省幾乎成了不設防地帶。
10月,日寇長驅直入,于14日、18日分別占領了歸綏、包頭二市。
此前,土默特旗總管榮祥率部分旗員西撤,留旗的參佐領成立了一個旗務委員會主持旗務。
歸綏淪陷后,這個委員會竟成了侵略者在土默特旗的維持會。
1938年2月,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下令解散旗務委員會,改土默特旗政府為旗公署,任命默爾根巴圖爾(亢仁)為土默特總管,并派駐了日本顧問,日寇由此強化了對土默特旗的法西斯殖民統治。
日本占領者以“復興蒙古”為口號,對各蒙旗實行嚴密的殖民統治。
對土默特旗雖名義上保留了原有的旗制,總管、參領、佐領、驍騎校等官的名號也都悉仍其舊,但實際統治者卻是占領者派駐的顧問或指導官、參事官,重要科室還派有輔佐官。
日寇對土默特旗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將山后召河地區割裂出去,設置了偽席勒圖旗,隸于烏蘭察布盟。
同時采取以蒙治蒙的策略,通過其任命的蒙古族官員及警務人員對全旗蒙古族群眾進行統治。
為便于控制,對全旗甲佐重新編制,以相鄰村莊劃設屬目(蘇木),同時設置了左翼首二甲、三四甲、五六甲、右翼首二甲、三四甲、五六甲共6個聯合辦事處,任命主任等統轄之,直隸于偽旗公署,從而形成一套完整的殖民統治系統。
在日寇鐵蹄蹂躪下的土默特旗人民并沒有被侵略者“復興蒙古”、“共存共榮”的宣傳所蒙騙,也沒有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酷鎮壓面前屈服,敵人的暴行反而更激起了他們的抗日斗志,紛紛參軍參戰,抗擊日本侵略者,他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與漢族群眾并肩斗爭,為大青山抗日根據地的開辟和鞏固,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榮祥及其隨員撤退到榆林之后,仍一直保留著土默特特別旗政府的名號。
1941年初,復正式組建辦公機構。
因缺少經費,人員減少,包括衛隊在內只由19人組成。
總管之下,設第一科掌管總務、督察和交際;第二科掌管收容、賑濟、教育。
這一機構、編制一直維持到抗戰勝利。
1938年9月初,八路軍120師大青山支隊挺進大青山區,建立了抗日游擊根據地。
為了加強在土默特蒙古人中的工作,中共綏遠省委于1939年9月成立了由賈力更任書記的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作委員會。
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委為了動員和組織蒙古民族的武裝抗日斗爭,樹立起蒙古人武裝抗日的旗幟,成立了由土默特人組成的蒙古抗日游擊隊。
1945年8月,在日本帝國主義戰敗已成定局的形勢下,長期龜縮在后套地區的國民黨傅作義部傾巢而東,于是月13日、18日先后搶占包頭、歸綏。
土默特旗總管榮祥于1945年9月返旗后,按照國民黨政府的指令,重新組建了土默特旗政府,恢復了旗府原設的總務、財政、教育三科及煤炭租稅總局、司法股、生計處,增設了建設委員會及左右翼首二甲、三四甲、五六甲共6個自治督導處,收回召河地區后,增設了山后自治督導處,還將歸綏城內的蒙古族劃分為城鎮10個區加以管理。
1946年上半年,旗府對全旗戶口進行了調查,并登記造冊,向所屬蒙古族發放了國民身份證,恢復了土默特中學、土默特小學及畢克齊等地小學10所,完成了全旗的“復員”工作。
國民黨在綏遠重建其統治的過程中,有關市縣對土默特旗的歧視較抗戰前更加有恃無恐,變本加厲地侵削旗權,霸奪旗產,竭力阻撓土默特旗行使旗權。
主要有:1.強令蒙古族戶籍由縣管理;2.限制征收煤炭租稅;3.霸奪渡口。
榮祥等土默特旗官員與之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斗爭。
1948年8月,隨著全國人民解放戰爭形勢的迅速發展,晉綏及晉察冀地區的戰爭形勢也發生了變化。
9月21日,解放軍華北第三兵團、晉綏第八縱隊及隨軍工作團分別從晉北出發進軍綏遠。
至27日,解放軍接連解放豐鎮、涼城、和林、清水河、卓資山等城鎮,后又攻克集寧,奪取察素齊、畢克齊等地,完成了對歸綏城的包圍。
10月23日,包頭解放。
11月中旬,正當解放軍部署總攻歸綏城時,三兵團奉命撤圍歸綏,東進參加平津戰略決戰。
至11月底,晉綏八縱隊及地方部隊也先后撤出包頭、薩拉齊等地。
1949年9月19日,國民黨綏遠省軍政官員和各族各界代表在董其武率領下宣布和平起義。
在起義通電上簽字的土默特蒙古上層人士有土默特旗總管榮祥和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畢克齊牛群房村人任秉鈞。
在國統區任職的土默特籍軍政人員隨同起義,土默特地區各族人民獲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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