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丘文化 安丘的由來

安丘有著二千一百多年的歷史，在歷史的長河中，安丘縣志最早編纂于何朝何代？為何被青州府評為明志？安丘馬氏世家與安丘縣志有著那些淵源，以及縣志背后有著怎樣的故事？
文化長存，史志有功！每部安丘志書，都是安丘的百科全書，85歲的張樂圣是新編《安丘縣志》的主筆，早在60年代，他便參與了安丘修史編志的工作，他用手中的筆，懷著對歷史的謹慎的敬畏之心，忠實地記錄了安丘發展的歷史，見證了安丘的風風雨雨。

新編《安丘縣志》之所以能獲得嘉獎，不僅僅在于形式上，新編《安丘縣志》有著厚重的文化底蘊支撐延續而來，在安丘檔案局我們也查閱到了留存下來的多部安丘縣志，從歷史到現實的變遷中，安丘縣志必然是歷經滄桑，在揭開這段故事前，我們先從安丘名稱的由來說起。
安丘名稱的由來，源于渠丘。
春秋時便非常知名，當時屬于莒國，并在此封地，稱渠丘公，公元前431年，莒國為楚國所滅，后來渠丘的土地歸于齊國。
公元前221年又被秦國統一，隨著歷史朝代的更迭，公元前203年（漢高祖四年），楚漢戰爭中，漢將韓信與楚將龍且在縣東的濰河交戰，并且斬了龍且，統一了齊地。
公元前202年西漢王朝建立后，采取了一些鞏固封建政權的措施。
據《史記》記載:漢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七月封將軍張說為“安丘懿侯”，食邑古渠丘地三千戶，國名“安丘”。
那為什么漢朝的統治者把渠丘改名為安丘呢？漢王朝之所以不沿用舊名，是因為渠丘的地理位置險要，據資料記載：“渠丘地處東方邊陲，遠離京師長安，不易控制，而且其地東枕濰水，西有汶河，崗巒起伏，形勢嚴固，為齊之東衛要地，封將軍為候在此鎮守，即可鞏固漢王朝的統治基礎，迅速安定封建秩序，又符合戰亂之后人心思安的現實”漢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置安丘縣。
后曾更名誅郅、牟山、輔唐、膠西等，北宋開寶四年（971年）改膠西為安丘。

安丘歷史悠久，文獻也很多，但未見有元朝以前的地方志流傳下來，直到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視志書的編寫，明成祖朱棣更是視為國之大事。
1412年，明成祖頒布了《撰寫志書凡例》，其后六年，又詔令編寫郡縣志。
至明嘉靖后期，志書的編寫已成鼎盛之勢，延至明萬歷年間，修編縣志已達普及的程度，安丘縣第一部縣志就編纂于這一時期。
明萬歷十三年，江西弋陽人熊元調任安丘知縣，對縣志的編纂非常的重視，文獻是這樣記載的，“下車之初，延問父老，知邑志久闕”，知縣熊元經過調查，了解到安丘只有一部嘉靖癸未進士、前吏部郎中黃禎未完成的縣志書稿，于是決定物色人才，編纂《安丘縣志》，那作為安丘縣志的開山之作，又是由那些名人編纂？對全國的志書又有著怎樣的影響？
翻閱古籍《安丘縣志》，我們可以解讀出，除知縣熊元全力支持，馬氏父子三人執筆編纂外，還有縣教諭官楊紹儒、縣訓導官楊守、王承業負責查閱檔案，搜集資料；在職吏部郎中劉希孟、前定興知縣韓必光，在職禮科給事中王孟煦承當顧問，提供史籍。
修志力量之強，在修編縣志中也實屬罕見。
從記事范圍上開始于夏朝的初年，一直到明萬歷十七年。
共28卷，9.1萬余字，體例非常的嚴謹，并且首創了《俷德傳》，也就是給道德敗壞者立傳，這在其他志中少見。
除此之外，歷史久遠的景芝酒早已作為安丘重要的物產，理所當然的記載在明萬歷《安丘縣志》中，成為縣志的一大亮點。

在歷史的脈動中，明朝之后的清朝，安丘歷時60余年沒有修過縣志。
作為安丘的第二部縣志——《續安丘縣志》是如何編纂完成的呢？清順治年間，陜西一位人士任周鼎調任安丘知縣，此人對文化比較熱衷，他發現明萬歷《安丘縣志》“雖典章犁然具在，然詳于遠，缺于近”，便決心重修安丘縣志，寫信給京城做官的安丘人副都御史劉祚遠和大理寺卿曹申吉，信中的內容主要是問詢安丘縣志推薦誰來編修，這兩位官員看完書信商議后，推舉岞山人、進士出身的王訓，他才能堪當重任。

《續安丘縣志》由任周鼎請王訓主編，副都御史劉祚遠、大理寺正卿曹申吉負責考訂；還聘任了熟悉安丘歷史的前開封府通判馬夔龍和潞州知縣李孟雨為咨詢；又請了通曉六書的逄恭作為校對繕寫。
之后在康熙十一年（1672），皇帝下詔書修《一統志》，國家征集天下志書，王訓又重新繪制了地圖，并將總紀、秩官、貢舉部分增補至康熙十一年，再次刊印。
之后，劉祚遠、曹申吉先后去世，王訓又為他二人補了傳，將總紀等補至康熙二十一年（1582），次年第三次刻印。
該志共25卷，5.8萬余字，卷首有劉祚遠、曹申吉、王訓、張貞等的序言。
王訓出生于1614年，去世于1683年，他從順治十五年正式修縣志，到康熙二十二年去世，二十五年間，他不辭勞苦，反復修訂，三次刊印，其獻身史志事業的精神永遠值得后人學習。
休息一下，廣告之后這里是濰坊——安丘縣志精繼續。

在清康熙五十五年，曾經在《續安丘新志》中寫序的張貞私纂了一部特殊的志書《杞紀》，主要記載的是杞國的歷史，志中有地輿圖四幅，反映了杞國面貌和周邊的概況。

張貞，清康熙十一年（1672）壬子拔貢，選入太學。
他博學多才，被征翰林院待詔，不就，積累材料十余年，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70歲時，在兒子張在辛的協助下，編成了《杞紀》，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方刻印間世。
該書共22卷，17.2萬余字，上限自夏太康元年，下限至清康熙元年。
《杞紀》記述了作者親身考察研究的成果外，還摘引了440部經典古籍中的有關章句。
這種“借他人之筆以寫胸臆”的方法在志書中是少見的。
志首有清刑部尚書王士禎的“杞紀題詞”。
《杞紀》之后的百余年，安丘未有志書面世，然而在此期間出現了一份很難得的有關景芝酒的歷史文獻，現藏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在乾隆八年（1743年）農歷十一月六日，新上任的山東巡撫喀爾吉善給皇上奏折，點了景芝的名，說“商賈在于高房邃室踩曲燒鍋，販運漁利……潛藏影射未能盡無”。
乾隆在該奏折后的朱批赫然入目：“好，應如是留心者也，欽此。
”
然而，景芝酒卻尤其難以禁絕。
面對那張留有厚重歷史印記的“奏折”，許多人不免發出這樣的疑問：從奏折上可以看到，除景芝外，當禁的還涉及阿城、張秋、魯橋、馬頭等古鎮所釀的酒。
現在，這些古鎮的酒香已隨著歲月的流失消散怠盡，但為什么“景芝”頑強地生存了下來，且日盛一日呢？這是因為景芝地處諸城、安丘、高密三縣交界，幾個縣都管又都不管。
在同一個城墻圈內，居然從街道的中間劃界，街邊分屬三縣。
古代的皇權對縣以下的地方控制較為疏松，在景芝這里更顯得監管無力。
景芝的燒鍋雖然眾多，但轉移靈活，時聚時散，“聞風知儆，亦頗斂跡”，過后“高房邃室”內仍“釀造不輟”，再者，景芝有數千年的燒酒歷史，名氣大，聲望高，自有它頑強恒久的生命力和存在的合理性。

雖然處在康乾盛世，但是在此期間，安丘縣志和酒一樣顯得曲折而賦有生命力，對于《安丘新志》的編纂過程也是幾度易主，清乾隆五十四年四月，甘肅鎮番人謝葆澍來安丘任知縣，倡議修志，“邑人士聞之，莫不勇躍景從”。
謝知縣建立修志館舍，撥款采集、篆校，特邀馬氏后裔馬世珍任總纂。
三年后，謝知縣休官歸里，馬世珍鍥而不舍，修志不輟，一人獨立完成志稿，定名《安丘新志乘韋》，共十六卷，并寫了序言。

那《安丘新志乘韋》是如何變成《安丘新志》的呢？這里我們需要介紹一個關鍵性的人物馬步元，字梅生，祖居安丘縣城東關。
1889年（光緒十五年）進士。
歷任翰林院庶吉士、編修、甘肅正主考等職。
休官回家后，任《安丘新志》主編，首先詳細修訂了張柏恒增補的《安丘新志乘韋》，將貢舉表延至清咸豐九年。
為了區別于私修，除去“乘韋”二字，定名為《安丘新志》，他在編寫《安丘新志》的同時，于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還編寫了《安丘縣鄉土志》，作為小學堂的課本使用。
當時全國都在編纂鄉土志，因為國人日益覺醒,推翻封建王朝呼聲高漲的浪潮下,清政府被迫維新,廢科舉辦學校，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下令各州縣鄉土志。
《安丘縣鄉土志》開卷在“京師總理學務處奏請通發鄉土志例目片”中有“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初六日具奏本日奉旨知道了欽此”字樣。

《安丘縣鄉土志》全書分4冊16卷，共8.1萬余字，記有歷史、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政績錄、兵事錄等內容，很有參考價值。
在馬步云編纂的《安丘鄉土志》卷十六載中，確切的紀錄了景芝酒。
封建帝制結束，進入民主共和時期，在民國三年農歷七月，安丘代理縣長孫維均作序，《安丘新志》出版。
在此之后，馬步元為總纂和知士名人又修纂《續安丘新志》。
然而這部志書依然困難重重。
民國五年三月，《續安丘新志》脫稿，但還沒來得及印刷，縣城突遭兵禍，公家圖籍幾乎化為灰燼，《續安丘新志》稿損失過半。
民國七年，安丘知事章光銘請馬步元繼續修撰志稿。
馬步元和知士名人盡全力補殘復原，終于在民國九年三月石印出版。
該志25卷，9.8萬余字，上限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下限至宣統三（1911）。

自明萬歷《安丘縣志》問世至民國九年《續安丘新志》出版，新中國成立前，安丘先后編纂了四部縣志和一部鄉土志，上述五部老縣志不僅是內容豐富，而且保持了較強的連續性，這與馬氏家族熱心修志是分不開的。
他們將修志作為家學內容之一，代代相傳，為安丘方志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介紹很重視修志工作。
中共安丘縣委遵照省、地委指示，于l960年5月初組建了修編縣志委員會及其辦公室，編纂《安丘縣志》。
這次編志是發動縣直有關部門和知情人提供資料，由編志辦公室眾手突擊修纂的。
歷時僅半年，于1960年9月底完成縣志初稿，打印成冊，計45萬余字，但這個版本一直未修改出版。

在1978年安丘還出現一部《安丘述略》，此書雖簡略，個別內容的提法持不同觀點，但卻為安丘縣保存了一些文史資料，其內容以馬文煒所纂《安丘縣志》的地理沿革為經，各種參考資料為緯，下限至安丘全境解放的1948年。
志首有孔子77代孫衍圣公孔德成的題字和縣內名人書畫手跡20余幅，對于這部書的作者李江秋，有著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呢？
《安丘述略》分25篇，共13萬余字，現今搜集到的《安丘述略》鉛印本，存縣政協文史辦公室。
在《安丘述略》“安丘物產”中記載了景芝白酒，景芝鎮最大宗出產為高粱（白乾）酒，聞名左近各縣，并運銷青島及東北，最盛時期有燒鍋72家（糟房），品質居全省之冠，不遜于蘭陵美酒，有迎風倒，十里香，及景芝桃花美酒等佳名。

當然酒在縣志物產中有著很重要的特色，縣志的內容也不單單局限在此，在1982年2月18日，安丘縣政府發文成立安丘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五月中旬組建編委會辦公室，開始了修編新《安丘縣志》這項巨大的綜合工程。
新編《安丘縣志》在運用舊志體例的基礎上，進行了大膽地創新，上限為1840年，下限1987年，著重記述了自鴉片戰爭以來140年的歷史。
雖然大事記記至西漢，但是所記條文非常扼要。
該志借鑒舊志書的精華，采用新材料，利用新方法，把安丘的古代史和近現代史，特別是建國以來的概貌反映出來，是一部既突出時代特點，又有鮮明地方特色的新志書。
1992年11月，歷時10年的時間，正式出版印刷，新編《安丘縣志》是一部承上啟下，繼往開來，服務當代，有益后世的社會主義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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